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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经}四书五经

四书是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; 五经是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,简称为“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”,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,还有一本《乐经》,合称“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”,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,只剩下五经。


【四经】
《大学》

《大学》原本是《礼记》中一篇,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。传为孔子弟子曾参(前505年—前434年)作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大学》(与《中庸》),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,甚至称“《大学》,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,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,便把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并列,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,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,《大学》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,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。所以,朱熹把它列为“四书”之首。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,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,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,否矣。其所厚者薄,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,此谓知之至也。所谓诚其意者,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,见君子而后厌然,拚其不善,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,如见其肝肺然,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: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,其严乎!”富润屋,德润身,心广体胖,故君子必诚其意。诗云:“赡彼淇澳,绿竹猗猗,有斐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瑟兮涧兮,赫兮喧兮,有斐君子,终不可煊兮。”如切如磋者,道学也;如琢如磨者,自修也;瑟兮涧兮者,恂溧也;赫兮喧兮则,威仪也;有斐君子,终不可煊兮者,道盛德至善,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:“于戏!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,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,此以没世不忘也。康诰曰:“克明德。”大甲曰:“顾是天之明命。”帝典曰: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汤之盘铭曰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康诰曰:“作新民。”诗云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:“邦畿千里,唯民所止。”诗云:“绵蛮黄鸟,止于丘隅。”子曰:“于止,知其所止,可以人而不如鸟乎?”诗云:“穆穆文王,于缉熙敬止。”为人君止于仁,为人臣止于敬,为人子止于孝,为人父止于慈,与国人交止于信。子曰:“听讼,吾犹人也,必也使无讼乎!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,大畏民志,此谓知本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,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,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,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,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,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食而不知其味,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,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,之其所贱恶而辟焉,之其所敬畏而辟焉,之其所哀矜而辟焉,之其所敖惰而辟焉,故好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者,天下鲜矣。故谚有之曰:“人莫之其子之恶,莫知其苗之硕。”此谓身不修,不可以齐其家。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,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,所以事君也;弟者,所以事长也;慈者,所以使众也。康诰曰: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,虽不中,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,一国兴仁;一家让,一国兴让;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,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贲事,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,而民从之;桀纣率天下以暴,而民从之。其所令,反其所好,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,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,而能喻诸人者,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诗云:“桃之夭夭,其叶蓁蓁,之子于归,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: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,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:“其仪不忒,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,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,上老老而民兴孝,上长长而民兴弟,上恤孤而民不倍,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,毋以使下;所恶于下,毋以事上;所恶于前,毋以先后;所恶于后,毋以从前;所恶于右,毋以交于左;所恶于左,毋以交于右,此之谓挈矩之道。诗云:“乐只君子,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,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:“节彼南山,维石岩岩,赫赫师尹,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,辟则为天下僇矣。诗云:“殷之未丧师,克配上帝,仪监于殷,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,则得国;失众,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,有德此有人,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财,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,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,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,亦悖而入;货悖而入者,亦悖而出。康诰曰:“唯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,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:“楚国无以为宝,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:“亡人无以为宝,仁亲为宝。”秦誓曰:“若有一个臣,断断兮无他技,其心休休焉,其为有容焉。人之有技,若己有之;人之彦圣,其心好之,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实能容之,以能保我子孙黎民,尚亦有利哉!人之有技,媢嫉以恶之,人之彦圣,而违之俾不通。实不能容,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,亦曰殆哉!”唯仁人放流之,迸诸四夷,不与同中国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,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,举而不能先,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,退而不能远,过也。好人之所恶,恶人之所好,是谓拂人之性,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,必忠信以得之,骄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,而下不好义者也;未有好义,其事不终者也,未有府库财,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:“畜马乘,不察于鸡豚;伐冰之家,不畜牛羊;百乘之家,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,必自小人矣,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,菑害并至,虽有善者,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

《中庸》

《中庸》原是《小戴礼记》中一篇,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。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(前483年-前402年)之手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中庸》(与《大学》),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,甚至认为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收授心法”,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,便把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并列,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,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从《中庸》和《孟子》的基本观点来看,也大体上相同的。不过,现存的《中庸》,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,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。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《大学》,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,而是撮取文章。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仲尼曰: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;小人之中庸也,小人而无忌惮也。子曰:中庸其至矣乎!民鲜能久矣。子曰: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,鲜能知味也。子曰:道其不行矣夫。子曰:舜其大知也与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。其斯以为舜乎。子曰:人皆曰予知。驱而纳诸罟攫陷阱之中,而莫之知避也。人皆曰予知,择乎中庸,而不能期月守也。子曰:回之为人也,择乎中庸,得一善言则拳拳服膺,而弗失之矣。子曰:天下国家,可均也;爵禄,可辞也;白刃,可蹈也;中庸不可能也。子路问强。子曰:“南方之强与,北方之强与,抑而强与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南方之强也,君子居之。衽金革,死而不厌,北方之强也,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!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哉矫!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!子曰:素隐行怪,后世有述焉,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,半途而废,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,遁世不见知而不悔,唯圣者能之。君子之道费而隐,夫妇之愚,可以与知焉,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;夫妇之不肖,可以能行焉,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,人犹有所憾,故君子语大,天下莫能载焉,语小,天下莫能破焉。诗云: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子曰:道不远人,人之为道而远人,不可以为道。诗云:伐柯伐柯,其则不远。执柯以伐柯,睨而视之,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,改而止。忠恕违道不远。施诸己而不愿,亦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四,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,以事父,未能也;所求乎臣,以事君,未能也;所求乎弟,以事兄,未能也;所求乎朋友,先施之,未能也。庸德之行,庸言之谨,有所不足,不敢不勉。有余不敢尽,言顾行,行顾言,君子胡不造造尔。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行乎富贵,素贫贱行乎贫贱,素夷狄行乎夷狄,素患难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不陵下,在下位不援上,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,上不怨天,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,小人行险以侥幸。子曰:射有似乎君子,失诸正皓,反求诸身。君子之道,譬如行远,必自迩;譬如登高,必自卑。诗曰:妻子好合,如鼓瑟琴,兄弟既翕,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,宜尔妻孥。子曰:鬼神之为德,其盛矣乎。视之而弗见,听之而弗闻,体物而不可遗。使天下之人,齐明盛服,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,如在其左右。诗曰:神之格思,不可度思,吲可射思。夫微之显,诚之不可拚如此夫。子曰:舜其大孝也与。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,必因其才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,倾则覆之。诗曰:嘉乐君子,宪宪令德,宜民宜人,受禄于天,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子曰:无忧者其唯文王乎。以王季为父,以武王为子,父作之,子述之。武王攒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,壹戎衣而有天下,身不失天下之显名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武王末受命,周公成文武之德,追王大王、王季,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,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,子为士,葬以大夫,祭以士;父为士,子为大夫,葬以士,祭以大夫。期之丧,达乎大夫;三年之丧,达乎天子;父母之丧,无贵贱,一也。子曰: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。夫孝者,善继人之志,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,修其祖庙,陈其宗器,设其裳衣,荐其时食。祖庙之礼,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,所以辨贵贱也;序事,所以辨贤也;旅酬下为上,所以逮贱也;燕毛,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,行其礼,奏其乐,敬其所尊,爱其所亲,事死如事生,事亡如事存,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,所以事上帝也;祖庙之礼,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,谛尝之义,治国,其如示诸掌乎?哀公问政,子曰:“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。其人存,则其政举。其人亡,则其政息。”人道敏政,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,蒲庐也。故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,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。仁者,人也,亲亲为大。义者,宜也,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,尊贤之等,礼所生也。在下位,不获乎上,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,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,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,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之达道五,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也,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,或学而知之,或困而知之,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,或利而行之,或勉强而行之,及其成功一也。子曰:“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。”知斯三者,则知所以修身,知所以修身,则知所以治人,之所以治人,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,曰:修身也,尊贤也,亲亲也,敬大臣也,体群臣也,子庶民也,来百工也,柔远人也,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,尊贤则不惑,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,敬大臣则不眩,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,子庶民则百姓劝,来百工则财用足,柔远人则四方归之,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,非礼不动,所以修身也。去谗远色,贱货而贵德,所以劝贤也。尊其位,重其禄,同其好恶,所以劝亲亲也。官盛任使,所以劝大臣也。忠信重禄,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薄敛,所以劝百姓也。日省月试,既禀称事,所以劝百工也。送往迎来,嘉善而矜不能,所以柔远人也。继绝世,举废国,治乱持危,朝聘以时,厚往而薄来,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,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豫则立,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怯,事前定则不困,行前定则不疚,道前定则不穷。在下位,不获乎上,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,不信乎朋友,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,不顺乎亲,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,反诸身不诚,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,不明乎善,不诚乎身矣。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圣人也。诚之者,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有弗学,学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问,问之弗知弗措也。人一能之,己百之,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自诚明,谓之性;自明诚,谓之教。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唯天下之至诚,为能尽其性,能尽其性,则能尽人之性,能尽人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,能尽物之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其次致曲,曲能有诚。诚则形,形则著,著则明,明则动,动则变,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至诚之道,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,必有祯祥;国家将亡,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,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,善,必先知之,不善,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诚者,自成也,而道自道也。诚者物之终始,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成己而已也,所以成物也。成己,仁也;成物,知也。性之德也,合内外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。故至诚无息,不息则久,久则征,征则悠远,悠远则博厚,博厚则高明。博厚所以载物也,高明所以覆物也,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,高明配天,悠久无疆。如此者,不见而章,不动而变,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,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二,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,博也,厚也,高也,明也,悠也,久也。今夫天,斯昭昭之多,及其无穷也,日月星辰系焉,万物覆焉。今夫地,一撮土之多,及其广厚,载华岳而不重,振河海而不泄。今夫山,一卷石之多,及其广大,草木生之,禽兽居之,宝藏兴焉。今夫水,一勺之多,及其不测,鼋鼍蛟龙鱼鳖生焉,货财殖焉。诗云: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。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,于乎不显?文王之德之纯,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,纯亦不已。大哉圣人之道,洋洋乎发育文王,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,礼仪三百,威仪三千,待其人而后行。故曰:苟不至德,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,为下不倍。国有道,其言足以兴,国无道,其默足以容。诗曰:既明且哲,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谓与?子曰:“愚而好自用,贱而好自专,生乎今之世,反乎古之道。如此者,灾及其身也。”非天子,不议礼,不制度,不考文。今天下,车同轨,书同文,行同伦。虽有其位,苟无其德,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,苟无其位,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:“吾说夏礼,杞不足征也;吾学殷礼,有宋存焉;吾学周礼,今用之,吾从周。”王天下有三重焉,其寡过矣乎!上焉者,虽善无征,无征不信,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,虽善不尊,不尊不信,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,本诸身,征诸庶民,考诸三王而不缪,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,知天也;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,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,行而世为天下法,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,近之则不厌。诗曰:在彼无恶,在此无射,庶几夙夜,以永终誉。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。仲尼祖述养生,宪章文武,上律天时,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,无不覆帱;辟如四时之错行,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,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唯天下至圣,为能聪明睿知,足以有临也。宽裕温柔,足以有容也。发强刚毅,足以有执也。齐庄中正,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,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,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,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,言而民莫不信,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,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,人力所通,天之所覆,地之所载,日月所照,霜露所队,凡有血气者,莫不尊亲。故曰配天。唯天下至诚,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,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!肫肫其仁,渊渊其渊,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,其孰能知之!诗曰:衣锦尚炯。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,黯然而日章;小人之道,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,淡而不厌,简而文,温而理,知远之近,知风之自,知微之显,可与入德矣。诗云:潜虽伏矣,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内省不疚,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,其唯人之所不见乎!诗云:相在尔室,不愧屋漏。故君子不动而敬,不言而信。诗曰:奏假无言,时靡有争。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,不怒而民威于斧钺。诗曰:不显惟德,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诗云:子怀明德,不大声以色。子曰:声色之于化民,末也。诗曰:德遒如毛。毛犹有伦,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,至矣!

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孔子(前551年——前479年),名丘,字仲尼,春秋时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)人。儒家学派创始人,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《论语》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,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。《论语》涉及哲学、政治、经济,教育、文艺等诸多方面,内容非常丰富,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。在表达上,《论语》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,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。在编排上,《论语》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,每一条就是一章,集章为篇,篇、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,只是大致归类,并有重复章节出现。到汉代时,有《鲁论语》(20篇)、《齐论语》(22篇)、《古文论语》(21篇)三种《论语》版本流传。东汉末年,郑玄以《鲁论语》为底本,参考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,并加以注释。郑玄的注本流传后,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便逐渐亡佚了。以后各代注释《论语》的版本主要有:三国时魏国何晏《论语集解》,南北朝梁代皇侃《论语义疏》,宋代邢晏《论语注疏》、朱熹《论语集注》,清代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等。宋代赵普有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之说,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。

《孟子》

《孟子》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孟子(约前372-前289年),名轲,字子舆,战国中期邹国(今山东邹城东南人),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。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孔子学说的继承者。和孔子一样,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、齐、宋、鲁、滕、薛等国,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。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,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,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,“序《诗》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)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中把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相比,认为《孟子》是“拟圣而作”。所以,尽管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仅仅把《孟子》放在诸子略中,视为子书,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“经书”的“传”书了。汉文帝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各置博士,便叫“传记博士”。到五代后蜀时,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,其中包括了《孟子》,这可能是《孟子》列入“经书”的开始。到南宋孝宗时,朱熹编《四书》列入了《孟子》,正式把《孟子》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。元、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,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。

【五经】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。先秦称《诗经》为《诗》,或取其整数称《诗三百》、《三百篇》。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,才称为《诗经》并沿用至今。 《诗经》约成书于春秋时期,汉代传授《诗经》的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。东汉以后,齐、鲁、韩三家先后亡失,仅存《毛诗外传》。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,并流传至今。
重要的注本有《毛诗正义》、宋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、清马瑞辰的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清陈奂的《诗毛氏传疏》、今人程俊英的《诗经释注》、今人余冠英的《诗经选译》、今人赵缺的《那些年,我们读错的诗经》等。
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,有三千首之多,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(其中有六首笙诗:南陔、白华、华黍、由庚、崇丘、由仪),后来为方便,就称作“诗三百”。孔门弟子中,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,所以由他传诗。到汉初,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,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,合称三家诗。齐诗亡于魏,鲁诗亡于西晋,韩诗到唐时还在,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。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,则是毛公(大毛公:毛亨,小毛公:毛苌)所传的毛诗。

《尚书》:儒家经典之一,又称《书》或《书经》。“尚”即“上”,《尚书》就是上古的书,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。
是中国汉民族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,它以记言为主。
自汉初以来,有今文、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,《尚书》原有100篇,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。字体书写,并未在秦代的焚书中烧毁),比今文《尚书》多出16篇,这16篇后来亡逸了。西晋永嘉之乱后,今文《尚书》散亡。《尚书》有58篇。其中的33篇与汉代传本文字大抵相同(只有少数篇章的分合、定名不同),另外25篇经宋代以来的考异争论总体认为是东晋人的伪作。
清人孙星衍作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,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,摒弃25篇伪作,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,大抵恢复了汉代《尚书》传本的面貌。《尚书》所记基本是誓、命、训、诰一类的言辞。虽说文字大体古奥迂涩,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、朗畅。

《礼记》,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辑录,编纂而成,共49篇。十三经之一。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,包括社会制度、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。49篇分属于制度、通论、名堂阴阳、丧服、世子法、祭祀、乐记、吉事等,它阐述的思想,包括社会、政治、伦理、哲学、宗教等各个方面,其中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礼运》等篇有较丰富的汉族哲学思想。东汉末年,著名学者郑玄为《小戴礼记》作了出色的注解,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,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,“到唐代,礼有周礼、仪礼、礼记,春秋有左传、公羊、毂梁,加上论语、尔雅、孝经,这样是十二经;宋明又增加入孟子,于是定型为十三经”,为士者必读之书。

《周易》:并非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是由三个部分组成:一为伏羲八卦为始那时并没有文字所以八卦。二为周文王父子承接伏羲八卦,八八重叠生六十四卦,周文王父子认为64卦以包含宇宙万物,每一卦都有卦辞。后有孔子做传又称《易传》《十翼》,《易经》的发展在夏朝时期产生了《连山易》,在商朝时期产生了《归藏易》,在周朝时期产生了《周易》。《易经》是中国最早的易经书,由伏羲氏所创。由于时间的原因,《连山易》和《归藏易》已失传,只剩下《周易》。所以周易是出自于《易经》的,它承载了过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,但不乏文采和哲理,是国学(内含儒道两家思想)重要经典之一。
《易经》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,是古代汉民族思想、智慧的结晶,被誉为“大道之源”,是古代帝王之学,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商家的必修之术。 《易经》含盖万有,纲纪群伦,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;广大精微,包罗万象,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。
周易一书,并非仅仅为占卜之书,乃是借占卜学修身。每个卦都是修行中岔路,人身不正,处世即不正。人若生病,事业亦必荒废。周易与其说占卜人事,不如说是记录人体内的各种病症。易经的存在,是补充了黄帝内经人体经络病症。人体经络运行不正,就要有是非灾厄。
易经,周行不易,读完后,唯留“中正”二字。
不易者,中正之”道“也。

《春秋》:即《春秋经》,又称《麟经》或《麟史》,中国古代儒家典籍“五经”之一。第一部汉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。作为鲁国的编年史,由孔子修订而成。《春秋》成为经书比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这四经为晚。李学勤先生强调:“我们不说《易》《春秋》的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一样早,可是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。因为他们认为《易》《春秋》之所以进入‘经’,是因为孔子晚年好《易》,他修《春秋》,后来《易》《春秋》才成为经。
《春秋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,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,被后人称为“春秋笔法”。
由于《春秋》的记事过于简略,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“传”,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“春秋三传”的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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